
10月26日,我所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文现代化学会、商务印书馆、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语言产业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在梦溪宾馆(北京)联合举办了“纪念切音字运动120周年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所长张维佳教授主持,国内近40余位语言文字学专家、战略研究专家、文化学者参与了座谈研讨。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彦桥先生和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先生首先致辞,与会专家就“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语文改革、国家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语文政策、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国家发展中的语言事业与语文学界的职业担当”等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针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语文改革议题,李宇明先生首先回顾了中国切音字运动的历史,对切音字运动和同时期的国语运动予以了高度评价。接着,他对新中国语言规划工作进行了简要的总结,通过几代语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语言文化基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功地为国家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制定了语言地位规划;二是基本完成汉语文字语音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语音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工作;三是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等等在内的语言文字保障体系。他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的工作仍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把新时期语言规划亟需解决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对我国的语言(包括普通话、外语和民族语言)进行全新规划,并对国际语言规划发出中国声音;二是科学规划领域语言和地区语言,包括教育语言、民族地区语言等;三是及时为家庭语言和单位语言制定规划。对语文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苏新春教授认为,由于学界对台湾语言文字问题重视和研究不够,致使两岸文化交流中出现的语言文字矛盾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对当前语言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语言事件和语言冲突,陈章太先生认为当前最理想的国家语言生活是双语双言或者多语多言,即: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并行分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方言并行分用。凌德祥教授认为在整个语文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学者起到关键性作用,对于新时期遇到的种种语言问题,我们只有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才可能形成了清晰、理性的认识,也才可能为国家和地方语言政策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陈鹏教授认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已经基本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简体化,语文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语文使用的现代化,特别是语言处理、语言信息技术的现代化,语言学界应该注意这个变化方向。屈哨兵教授认为社会语言生活大致包括政策、规划与标准制定、教育、社会普及四个层面,对不同层面出现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比如,现在各地高考中的语文和英语改革问题,虽然也涉及到其他层面,但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教育层面,可惜在很多省市,却是由政府部门操作实施的,而不是教育部门,尤其缺乏周密系统的专家论证,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前段时间在社会上引起普遍关注的字母词问题,侯敏教授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深入分析,指出字母词始终是低频词,其数量在时间纵向上呈缓慢增加的趋势,而且语言通过自身调节功能使字母词的词种和词次始终保持在适度范围之内。
针对国家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语文政策议题,黄行教授指出,在国家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国家语言文字也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比如说汉字与拼音方案并行,国家通用语与少数民族的语言并行,语文政策应该始终建立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马庆株先生认为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我国在全世界做得最好。他以部分爪哇人弃用爪哇语,接受马来语为例,呼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建设和研究,制定严格的通用语使用规范。王洪君教授强调信息化时代,双语双方言的提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建议语言规划要重视方言保护问题。对语文政策的制定,她建议首相要做到程序上的现代化,既要运用数据库、互联网等新技术,也要重视专家、群众的意见和语言生活实际。对多元化时代背景与规范标准之间的关系,黄晓蕾副研究员认为,像其他的很多社会改革运动一样,切音字运动是由民间发起的,但它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它没有适应国家层面的规范化要求。语言的活力和生命力存在于民间,一旦走到更高的层面之后,就必然产生规范化的要求,在多元和规范之间存在一定规律性,这对语文政策和语言规范的制定都有参考价值。靳光瑾教授介绍了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工作的进展情况,建议语言规范标准的制定要充分考虑语言文字信息化的时代要求,传统语言学要特别关注这个时代变化。
针对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议题,王建勤教授认为外语是公民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交流工具,国家外语教育问题,比如降低高考外语分数或取消外语考试等,一定要充分论证,谨慎行事,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几代人的生活。要站在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把外语教育政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内。如果盲从于社会舆论,取消或者削弱外语教育,将可能造成语言战略上的失策。张文木教授深入剖析了世界多种语言的兴衰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强大与国家强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我国发展语言多样性的背景下,国家崛起必须强化国家通用语言的标准化和统一性。张西平先生指出,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语言研究,我国当前的语言研究和汉语传播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的语言缺乏关注、能够教授的语种数量偏少、汉语传播与国家安全脱节等。赵蓉晖教授把语言文字现代化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积极作用总结为六个方面,即:创造便利的交流手段、维护国家的统一、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公民文化水平、促进语言本身的发展、培养国防和外交的专业人才。张维佳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是国家安全,具体表现在国内安全、边境安全、安全边境等层面,只有从国家政治学、地理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法理依据等多角度来思考国家通用语言的定位及其与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汉语方言)的关系,将语言规划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语言文字工作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陈章太先生认为,要重视并研究语言意识形态,考察意识形态在对语言的影响和语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针对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马庆株先生认为,斯诺顿事件提醒我们,我们应尽快研发以汉语为基础的计算机语言,逐渐取代美国制造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信息安全问题。
针对国家发展中的语言事业和语文学界的职业担当议题,周洪波教授认为,切音字运动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西学中用,用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的语言。国外语言学界更多在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而我们的学界主要还是为语言本体、为学界自身服务,这是很大的错位。张美兰教授认为,语言研究人员和语言工作者应该提高服务社会的意识,研究社会需求。贺阳教授建议语言学家要具有前瞻意识,在研究问题和制定规划时,要把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汉语国际地位提升等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在观念上要敢于突破。同时,要做一些操作层面、实证性的研究,以帮助改进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不要把基础写作能力培养放到大学里做。张日培教授认为语言学家要充分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一方面要对政府负责,提升政府的决策理性;二要对社会负责,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赵世举教授认为,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语言学家需要一个平台和桥梁——国家语言智库体系,通过它对社会发挥影响。这样一个由众多专家组成的智库体系有可能成为国家决策的思想库、社会服务的咨询处、影响语言生活的风向标、融合学术与应用的转换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国际对话的平台、高端特殊人才的孵化器。杨尔弘教授指出中文信息处理是我国建国后取得的排名第二的重大科研成果,今天虽然已经进入全民信息化时代,但很多语言研究者,包括语言专业的学生对计算机语言处理知之甚少。如何让语言研究跟上时代发展,如何让专家们的想法在现实社会中落到实处,就需要像美国一样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领导。这一机构领导人必须有跨学科的视野,超前意识,能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为语言研究提出更加正确的导向。组建这样一个机构,包括管理和运营,当代语文学界责无旁贷。王立军教授认为,既然文字是全民工具,语言文字工作者有义务让祖国的文字体系更纯洁、更完善,更好地为国家社会服务。张宝林研究员认为语文学界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担当包括三个层面,即:智库层面、咨询层面、服务的层面,始终把为社会服务作为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根本出发点。邢红兵研究员介绍了我国儿童中存在阅读障碍的情况,呼吁语言研究人员重视和研究语言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曹志耘教授指出,我国汉语方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标准、政策、规划都还存在很多空白,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周边国家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我们之前的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很少考虑这一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北京语言大学在今年10月成立的中国周边语言协同创新中心,就是要对中国周边20几个国家,包括海上邻国的语言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建立数据库和研究平台,来弥补这一个空白。
李宇明先生在总结讲话中说,学科发展常常从两个角度发现问题,一个是学科本身发展,一个是社会需求。国内语言学界过去习惯于从语言学科内部去找问题,今后应当多从社会需求中找问题。当今社会已经呈现出四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全球性、信息化、文化回归和文化多样性、人口大流动,国内语言学界应重视这些变化对语言和语言使用的巨大影响,解放思想,转变思路,学以致用,肩负起国家和历史的责任。
与会专家共同倡议,为高效整合语言研究力量,及时调整语言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迅速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语言矛盾和语言冲突,更充分地发挥语言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应尽早组建“国家语言智库体系”。与会专家还对这个体系的组建、职能、管理、运行等具体细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
此次座谈会分上、下午两个阶段进行,30多名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全程旁听了会议。
会前,108岁高龄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为本次会议题词:“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背景知识:切音字运动
切音就是拼音,也叫合声,切音字运行是指选择固定数量的代表汉字为汉语(或汉语方言)制作标音符号系统的语文现代化运动。鸦片战争以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目睹国家和民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同时看到汉字繁难,无法真正实现全民普及,决心利用现代语音知识,为汉字制作完整、科学、简洁的标音系统,以降低国民学习汉字和科技知识的难度,进而提高全民素质,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做好语文上的准备。1892年,中国切音字运动先驱卢戆章刊印了《一目了然初阶》,开启了我国切音字运动序幕,梁启超、沈学、劳乃宣、王照、蔡元培、赵元任、刘复、林语堂、钱玄同、黎锦熙、瞿秋白、吴玉章等著名学者都曾加入这一运动,先后为汉语或汉语方言创制了二十多种标音系统,最终形成了一套普遍接受的注音字母方案,并在全国推行。新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这些标音方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以切音字运动为代表,100多年来,知识分子文化救国、教育救国的传统精神薪火相传。
李宇明书记讲话
江彦桥书记讲话
曹志耘副校长讲话
张维佳所长主持会议
我所张宝林研究员发言
“纪念切音字运动12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场(梦溪宾馆第3会议室)